“十四五”时期标志着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深刻转变，从过去追求高速增长转向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的高质量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要“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并将“数字经济”单列一篇，进行了重点部署。当前，数字经济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活跃、最重要的引擎，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的数据，2024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达到10.4%，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催生了大量新业态、新模式，不仅创造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也极大地提升了传统产业的效率和竞争力。

　　在这一宏观背景下，数字金融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将数字金融与其他重点领域并列，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数字金融发展的高度重视。数字金融不仅作为独立发展领域，更承担着赋能其他四篇大文章的关键角色，通过技术创新提升金融服务效率和质量，支持科技创新、绿色发展、普惠民生和养老保障。

　　（一）顶层设计与战略引领。“十四五”期间，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的最显著特征之一是战略高度与顶层设计的根本性转变。金融机构将数字化转型从单纯的技术工具应用提升至核心战略层面，多家大型银行和证券公司制定并实施了全面的数字化发展规划。这一转变意味着数字化转型不再仅仅是科技部门的职责，而是“一把手工程”，其战略地位空前提升。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年）》为“十四五”期间中国金融科技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该规划提出了六大发展目标：一是深化金融与科技的融合，推动金融业数字化转型；二是加强金融科技伦理建设，保障金融消费者权益；三是完善金融科技监管体系，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四是提升金融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五是夯实金融科技基础设施，构建开放、共享的金融生态；六是加强金融科技人才培养，建设高素质的专业队伍。

　　（二）监管框架与制度创新。数字金融的快速发展带来了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市场垄断和金融风险等新挑战。“十四五”期间，中国金融监管体系持续完善，建立健全监管框架，在鼓励创新的同时有效防范风险，成为重要任务。

　　在数据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方面，中国已构建起以《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为基础的法律体系，明确数据处理者的安全责任，规范个人信息处理流程，保障个人对信息的控制权。金融监管部门也出台配套规定，要求金融机构建立数据安全管理制度，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加强个人信息保护，防范数据泄露与滥用。

　　此外，金融监管部门一方面积极运用监管科技（RegTech），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手段提升监管精准性与有效性；另一方面，通过“监管沙盒”等机制，在可控环境中测试金融创新，平衡创新激励与风险防控；跨部门、跨区域的监管协调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不断强化，为数字金融健康发展营造了良好环境。

　　（一）人工智能：智能金融的核心引擎。人工智能技术已成为金融数字化转型的核心驱动力。机器学习算法通过对海量数据的深度分析，实现了金融风险的精准识别和预警。在信贷领域，人工智能（AI）模型能够综合分析企业的多维信息，构建精准的信用画像，使无抵押信用贷款成为可能。

　　智能投顾平台利用自然语言处理和知识图谱技术，为客户提供个性化资产配置建议。某公司买方投顾平台产品保有规模因此增长超过4000亿元，买方投顾保有规模突破1000亿元。计算机视觉技术在远程身份认证、票据识别等场景的应用，极大提升了业务办理效率和安全水平。

　　大模型技术广泛应用于提升内部效率、改善用户体验和有效防范金融欺诈和洗钱等违法犯罪活动等领域，并向人工智能代理（AI Agent）全业务智能迈进。

　　（二）云计算：弹性基础设施支撑。云计算为金融机构提供了可扩展、高可用的技术基础设施，尤其近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成为云计算领域的新亮点，为金融服务创新提供了强大算力支持。分布式云架构使得银行核心系统能够支持高并发交易。容器化和微服务技术的广泛应用，使新业务上线周期从数月缩短至数周。

　　灾备多云架构确保了金融业务连续性，多家银行实现了同城双活和异地灾备。根据2025年上半年数据，超过80%的金融机构已将核心业务迁移至云平台，平均信息技术（IT）成本降低30%以上，资源利用率提升3倍。

　　（三）大数据：精准决策与价值创造。大数据技术让数据资产转化为实际业务价值。金融机构通过构建企业级数据中台，整合内外部多源数据，形成统一的客户视图。实时流处理技术使得交易监控和反欺诈系统能够在毫秒级别识别异常行为。金融机构大数据平台可以日处理数据量超过100太字节(TB)，支持数千个业务场景的数据分析需求。

　　在普惠金融领域，通过分析卫星遥感、物联网设备等新九游体育官方网站型数据源，金融机构能够精准评估农业产销情况，为农户提供定制化保险和信贷产品。数据可视化工具帮助业务人员直观理解数据洞察，推动数据驱动决策文化的形成。

　　（四）区块链：信任机制的重构创新。区块链技术为金融交易构建了新型信任机制。在贸易金融领域，基于区块链的“一单制”数字提单系统解决了传统纸质单据流转效率低、欺诈风险高的问题，贸易单笔业务处理时间从传统模式的5至7天缩短至24小时以内。

　　数字货币方面，数字人民币智能合约功能支持条件支付、资金追溯等创新场景。截至2025年上半年，数字人民币试点范围已经覆盖17个省（市）的26个地区，试点地区累计交易金额7.3万亿元，数字人民币应用软件（App）累计开立个人钱包1.8亿个（截至2024年7月末）。在资产证券化领域，区块链实现了底层资产的穿透式管理，提高了信息披露透明度和投资者保护水平。

　　（五）量子科技：未来金融的前瞻布局。量子计算虽然仍处于发展初期，潜力巨大，有望突破金融算力瓶颈，重构金融基础设施安全体系，已引起金融机构的高度关注。在加密安全领域，量子密钥分发（QKD）技术开始应用于金融数据中心之间的安全通信。多家银行正在探索抗量子密码算法，以应对未来量子计算机对现有加密体系的潜在威胁。在投资组合优化方面，量子算法显示出解决复杂计算问题的潜力，一些领先机构已开始与科研院所合作开展联合研究。

　　（一）小微企业与“三农”金融服务创新。小微企业和“三农”是普惠金融的重点服务对象。传统金融机构由于信息不对称、抵押物不足等原因，往往不愿意为这些群体提供贷款。而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有效地解决了信息不对称问题。金融机构可以通过分析小微企业的交易流水、税务数据、水电煤缴费记录等信息，对其经营状况和信用水平进行精准画像，从而为其提供无抵押、纯信用的贷款。在“三农”领域，利用卫星遥感、无人机等技术，对农作物的种植面积、长势情况进行监测，金融机构为农户提供精准的农业保险和信贷服务。

　　（二）金融服务可得性与包容性提升。数字技术的应用显著降低了金融服务的成本和门槛。传统金融服务需要建立大量的物理网点，雇佣大量的员工，运营成本高昂。而通过线上渠道提供金融服务，可以以更低的成本，覆盖到更广泛的人群，特别是那些传统金融服务难以触及的偏远地区和低收入群体。一些数字银行推出的“零门槛”理财产品，起投金额仅为1元，让普通民众也能享受到专业的理财服务。此外，数字技术也使得金融服务的流程更加简化、便捷。客户只需通过手机App，即可完成开户、转账、投资等一系列操作，无需繁琐的纸质材料和长时间的等待。

　　（一）开放银行与生态建设。开放银行理念得到广泛实践，通过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软件开发工具包（SDK）等技术手段深化跨界合作、消除渠道壁垒、整合渠道资源，健全跨机构、跨场景金融服务互联互通技术体系。

　　这种开放生态策略不断扩展金融在公共缴费、社保服务、医疗保障、交通出行等领域的应用场景，极大地丰富了金融服务的边界和内涵。研究数据显示，开放API调用次数达到每日数亿次，接入场景超过1000个，服务用户数量突破5亿。

　　（二）中台架构与能力沉淀。中台建设成为支撑生态融合的关键技术架构。采用低耦合、高内聚架构搭建便捷易用的技术中台，打造模块化、可定制、高复用的业务中台，构建集成数据整合、提纯加工、建模分析、质量管控、可视交互等功能的综合型数据中台，健全一体化运营中台体系。

　　这种中台架构更有力地赋能产品创新、提升研发质效、降低试错成本，推动业务数据化向数据业务化进阶发展。采用中台架构的金融机构新产品上线%。

　　（一）中美数字金融发展路径比较。根据2025年发布的《全球金融竞争力报告》，美国全球金融竞争力综合排名第一，其优势主要体现在货币竞争力、金融科技竞争力和国际金融治理能力等。相比之下，中国的优势则更多地体现在应用场景、市场规模和商业化落地能力上。

　　这种广泛的应用场景为金融科技的快速迭代和商业模式创新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使得中国企业在移动支付、数字信贷、智能投顾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的运营经验和海量的用户数据。这种市场规模和应用场景的优势，也体现在中国金融科技企业的全球业务发展上。许多中国金融科技公司凭借其在国内市场验证成功的技术和模式，积极开拓海外市场，特别是在东南亚、拉美等新兴市场，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这些企业不仅为当地用户提供了便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也推动了全球普惠金融的发展。

　　（二）人民币国际化与跨境金融基础设施。为了维护国家金融安全，提高金融体系的韧性和抗风险能力，“十四五”期间，中国在风险防范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前瞻性布局，包括大力推进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的建设和完善，旨在构建一个独立、高效、安全的人民币支付清算体系。

　　除了完善CIPS系统，中国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增强金融防御能力。例如，积极推动与主要贸易伙伴的本币结算，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鼓励企业在对外贸易和投资中更多地使用人民币。同时，中国还加强了与新兴经济体及多边金融机构的合作，共同推进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降低全球经济对单一货币的过度依赖。这些举措与CIPS的建设相辅相成，通过构建一个更加多元化和有韧性的国际支付体系，中国不仅能够有效对冲美国金融制裁的风险，也为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和改革贡献了中国方案。

　　数字金融不仅是技术创新的过程，更是制度创新、业务创新和生态创新的系统工程。中国提供了一种不同于西方模式的金融发展范式，即以应用场景驱动、技术赋能和普惠导向的中国特色数字金融之路，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经验。

　　政策层面，数字金融被明确纳入国家战略，其定位从金融行业的补充升级为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市场层面，以大型科技公司、传统金融机构和新兴金融科技企业为代表的多元主体，共同构建了一个充满活力、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数字金融生态系统。技术层面，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和量子科技等关键技术与金融业务的结合日益紧密，推动了金融服务模式的根本性变革。社会层面，数字金融极大地提升了金融服务的普惠性和可得性，为数亿民众和数千万小微企业提供了便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推动共同富裕做出了重要贡献。可以说，“十四五”中国数字金融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的关键时期，为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展望未来，随着“十五五”规划的开启，未来五年，数字金融发展将面临多重机遇与挑战。一方面，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人工智能大模型、Web3.0、量子计算等前沿技术将为金融创新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另一方面，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地缘政治风险加剧，对金融安全和稳定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此背景下，“十五五”时期数字金融的发展将呈现两大主线：一是深化数字化转型，二是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在深化转型方面，重点将是从“业务数字化”迈向“数字业务化”，即利用数字技术重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底层逻辑：智能风控方面，利用大语言模型和可观测性技术，实现对交易行为、舆情、合规文本的多模态实时分析，及时发现潜在的风险信号，通过构建跨机构、跨市场风险联防平台，提升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识别能力；客户个性化金融服务方面，基于生成式AI+边缘计算实现保险定制、智能投顾、信贷审批等；运营方面，引入基础设施自动化与开发运维(DevOps)，实现IT运维、测试、部署的全程AI驱动，提高运维效率，并加快产品上市速度。此外，金融机构将更加注重数据要素的价值挖掘，依托多云和混合云架构，构建跨机构数据协作平台，构建以数据驱动的决策和管理体系。

　　在扩大开放方面，中国将继续推动金融市场的双向开放，吸引更多外资金融机构和长期资本进入中国市场。同时，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在数字货币、绿色金融、金融科技标准等领域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①《中国金融科技发展报告（2024）》，2024年10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②《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年）》，2022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